幸福是否是满足
多数人谈到幸福时的第一反应多数来自“满足”，幸福与满足看似永恒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呢？诚然，满足带来的正向反馈让人快乐。但实证经验说明，幸福与满足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相关关系。不丹与孟加拉两个欠发达国家的的幸福指数在全球依然列在第一梯队，而在实地采访中，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的幸福实际感受甚至比被普遍认为是幸福天堂的北欧国家还要高。
我们也许可以将满足视为幸福的这类观点视为享乐主义的代表——它似乎和伊比鸠鲁主义的观点“幸福即是获得快乐的行为”相似，这一点和更早时期昔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纯粹的快乐是人生的意义）也较为相似。以幸福作为鹘的的人生观念多数会使人陷入享乐主义。
尽管多年以来对享乐主义的批判层出不穷，但其批判往往集中在道德滑坡问题和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并没有动摇享乐主义的根本。两千多年以来，关于满足的幸福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随着认识论的转向，强调主体意识的西方哲学更加强化了享乐主义视域下的幸福的合理性。事实上，西方哲学主观意识的此岸“自我”“实体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认识存在的最终根据。
但是在20世纪后，多种形式的后现代对于向享乐主义合法性的根本——作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的关键词“主体”概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以语言符号学闻名的索绪尔认为，人对自我的认知，即主体概念只是一种语言或符号的差异关系，它既不是先验的给定的实体，也不具有理想中那样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强调精神分析的拉康则通过“镜像理论”说明主体性是从他者那里获取的，主体的认同是从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这种对自我的主体认同是一种“想象的认同”，是一种“误认”。他者通过语言象征的指认，掌控着包括主体在内的一切，主体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他者的奴隶；阿尔都塞则从更加现实的控制角度说明，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唤下，个人在面对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体时将这种主体的形象套用到自我，这种误认导致了对主体的崇拜的幻象。通过对主体性的批判，享乐主义乃至幸福这个概念本身都通过“我想要的是‘我’想要的吗”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
在这里我想通过一种同样后现代的艺术形式——电子游戏进行说明。常规的电子游戏通过关卡设置、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的平衡、以及互动机制三大系统来实现对玩家的满足。其中部分游戏设计的“成就”系统就是满足的集大成者，例如玩家需要通过连续点击某物体一千下或等待四小时等似乎自虐的方式取得游戏中的限定成就。在外人看来，这必然不是幸福；在当事人看来，这可能也只是“美妙的空虚”而已。且不论这种满足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倘若没有这套奖励规则，任何一个具有基本理智的人都不会通过四小时的等待获得满足。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满足当中，至少有一部分满足并非来源于对自身行为的认可，而是源于对外部激励的追求。此类的满足与普遍认知的幸福便脱钩了。
通过分析追求幸福产生的“躺平”，会更让我们理解满足与幸福间关系的虚无。
“躺平”作为当代大学生挂在嘴边的流行语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躺平”在实践中却难以真正落地，其背后的原因比想象的更为复杂。不论是以经验的优越获得满足的“过来人”还是以高速发展为目的的视角社会主流舆论，对“躺平”的不认可都是很好理解的。但笔者认为“躺平”的内生阻力远大于外部对其的贬损——说着“躺平”的人往往不甘于“躺平”，说着“这次真的躺平了”的人往往更不甘于“躺平”。现在是一个低欲望社会吗？这在当代大学生身上并没有充分体现。世界的复杂，决定了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好或坏的——我们寻求摆脱压力，但同时力避与低压力捆绑的生活水平下降。事实上，人类发展至今，多数人心底需要的依旧是富足而闲适的不劳而获的世俗快乐。“躺平”本该只是通往幸福的路径，但其因为不可即性，常常异化为目的本身，追求幸福变为追求“躺平”。一旦躺了下来，心底里并不满足于躺平的人其实是走向了最大的痛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装渴望那些我们并不真的渴望的东西，或许，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得到了那些我们渴望的东西。
根据拉康精神分析的观点，幸福实质上依托于主体无能或无准备面对自身欲望的后果，而人类在无意识地毁灭自己所追求的幸福时反而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幸福与快乐令人神往，却往往将以它们为目标的人推向另外一端。那幸福应当如何存在呢？或许仅仅是在梦想中把它当成一个始终保持一步之遥的欲望客体。
幸福是否可得
但以上论述并非意在说明“幸福是不可得的”。罗翔曾经说“幸福只能是副产品”，这一点我十分同意；他又说“幸福只能是承担责任的副产品”，这点我非常不同意。责任所带来的负担会抑制幸福的发生。例如经典的功利主义陷阱电车难题，许多人以“五条命并不比一条命重要”批驳功利主义，认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数字游戏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困境。但这个命题似乎能被轻易化解。假如从扳道变成救人，例如六个人落水，五个人在一边，剩下一人在另一边，要么救起五个人，要么救起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能救一个是一个”的本能反应证伪了“五条命并不比一条命重要”的命题。真正的困境不在数字而在于性质，“五条命并不比一条命重要”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救五条命并不比害一条命重要”，更具体地，这一表述隐去了执行行为的“我”——救了，需要承担害死一个人的负担；不救，需要承担没能补救五个人死亡的负担。倘若我们视而不见，我们也要背负上放弃选择的负担，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只是负担。
避免大量的负担是幸福的，在封建王朝时期，普通百姓遭受着苛捐杂税的负担，在这个层次上他们无法幸福；但他们对自己行为引发的人祸如过度开垦导致滑坡等情况时，他们会较现代人更容易幸福——这些人祸都是“天意”，最多是“皇上昏庸”，他们只需要承担实际损失而无需负道德或社会责任，在这个层次上，他们确实是更加幸福的。
但罗翔所言，不能说是全无道理，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在场”这个概念加以阐明。何为“在场”？在场是临在的状态，某件事要么是在场的，要么是缺席的，而在场则总是优于缺席，在场意味着真实，意味着正在存在，意味着思想的确切表达。对幸福的评价与在场与否是紧密相联的。一件事，当事人的评价与旁人可能是全然不同的——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刘禅必然是幸福的，但蜀地忠臣绝不这么认为；一项调查表明，芬兰等国长期霸占幸福指数的榜首，而在实地采访中，相当数量的芬兰国民表示自己并不幸福。
其实，脱离了“在场”讨论美也是无意义的。好比伊卡洛斯，飞向幸福与自由时的喜悦在下一秒融化了他的翅膀，在下坠的过程中，他感受不到美。但没有生命的负担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却可能感觉出一丝哀伤的美。在这里，笔者还想简述一下自己眼中幸福与美的关系——就好比清早出发，碌碌一日，反而在黄昏精疲力竭时看到了壮美的夕阳：前文中已经提到幸福是一种没有负担的状态，但追求幸福恰恰是远离没有负担的状态，因而大量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不到幸福。可一旦当事人跳出苦苦追寻的自我折磨，回首萧瑟之处时，他将发现生命的力量在对抗命运的不仁时迸发出的强大活力与韧性。如《山丘》所言，“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这种生命的力量如从阴暗的山后升起的晨曦一样热烈而强壮。而这是一种最终极的美，在这种美之中，真正卸下了负担的人可能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中国文化中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说法，我想人生的目的大抵也是简单的，不过“东隅的幸福，桑榆的美”而已。
